[摘要]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构，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核的基础上，承接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的同时吸收国外优秀文化的合理元素，积极关切社会心理、反映社会诉求人民心声，以顺应时代潮流的新型话语和表达方式创造性重构。中国梦的提出，正是对上述意识形态创新基本定位的积极有效的回应，也因此，中国梦毫无疑问堪称改革开放新时代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创新理论之后足以彪炳于史的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重构的新飞跃。中国梦的意识形态创新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意识形态的感性话语与理性内核有机统一的创新以及意识形态的利益整合功能、社会整合功能、文化整合功能的创新。厘清对中国梦的有关误读，准确把握中国梦意识形态创新的哲学基础与当代启示，是彰显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发挥其战略功能的逻辑前提。
[关键词]中国梦；意识形态重构；话语创新；方法论；误读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时代主题、新的矛盾问题、新的阶段性挑战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创新的历史可能性空间。经过38载的改革发展，站在新的历史高点上，抚今追昔，展望未来，面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所面临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如何以新的更具包容性普适性、更能激起共鸣的话语形式和更具解释力感召力的理论形式，重塑理想、明确目标、敷设价值以凝聚共识、凝心聚力，合力追梦圆梦，显得尤为重要。唯有如此，才能使意识形态建设接上“地气”、有了“底气”，落地生根并开花结果，进而永葆主流意识形态的鲜活生命力和强大实践力。面对意识形态建设的新问题新挑战，“中国梦”创造性地回答了长期困扰我们的关于主流意识形态创新中“如何实现核心和外围的有机统一”问题，从而能够发挥信念提升、目标引领以及价值激励的积极战略功能，成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新亮点。研究阐发中国梦的意识形态创新内容及其哲学基础与当代启示，对深刻领会中国梦的实质和精髓以及推进筑梦追梦圆梦的伟业，显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梦意识形态创新的语境诠释
作为经济基础之“副现象”（汤普森语）的意识形态，必然会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断演绎创变。然而，需要追问的是，中国梦意识形态创新的现实语境是什么？又有何当代的特殊性？这是阐发和诠释中国梦意识形态创新的逻辑前提。
（一）现实语境：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进一步发展的现实机遇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空前，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日可待，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全面推进。这一点不仅国人切身感受、倍感鼓舞，而且也得到了许多外国政要、学者等的首肯和赞誉。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以“沧桑巨变”来盛赞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说过：中国几乎天天都有精彩的故事。尽管以往我们在革命和改革征途上不断创造奇迹、续写辉煌，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今天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则更近，因而更有信心和实力实现中国梦。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成功，难度就愈大，风险和考验就愈甚。进言之，在我们的发展遇到空前的历史机遇期的同时，中国的改革发展步入“攻坚期”“深水区”，改革攻坚的难度空前加大。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历史拐点，面对“新常态”，如何突破诸多改革难题，如何规避诸多陷阱，如何在错误思潮的干扰中继续扬帆起航、乘风破浪，深化改革、推进发展，如何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来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阐释民生幸福的丰富内涵，回应新的时代语境中社会的新要求、人民的新期盼、奋斗的新起点，这些问题，全党在看，群众在盼，国际社会也在关注。中国梦的提出，反映了意识形态话语的时代性创变，她以反映时代潮流、汇聚人民心声、承继历史薪火的新概念新表述再度擘画中华民族的新蓝图新愿景；同时，她也是对上述时代问题的积极的战略应对、顺势而为，她使国家、民族和人民发展的目标更明确、更具体，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信念提升、目标引领以及价值激励的功能。
（二）历史语境：中国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遵循以及近代中国的民族复兴梦
没有梦想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没有梦想的民族，不可能成为一个基业长青的强大民族。在梦想的荒漠上，是不可能创造出骄人的历史、发达的文明与璀璨的文化的。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勇于筑梦追梦的伟大民族，总是拥有属于自己的梦想，并在孜孜以求、持续追梦的过程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从2500年前“轴心时代”开始，无论是2000多年农民运动中的“天下大同梦”，还是近代仁人志士的“救亡图存中国梦”，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的“共和梦”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梦”，无论其最终的结果如何，都充分表征了中华民族拥有居安思危、永不满足、不断奋进的精神品格。古语有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毛泽东曾经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1]534这就是说，中国梦决非横空出世的“飞来峰”，而是深深植根中国大地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2]26。由此可见，中国梦既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魂牵梦萦、矢志不渝、奋力求索的美好生活梦，更是当代13亿中国人鲜活生活的家国幸福梦。由于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主题和社会矛盾不同，中国梦的具体内容及其表现形态必然存在差异性而各具特点。中国梦对历史传统的承续，决非亦步亦趋、不越雷池半步的照抄照搬式的“镜像模仿”，而是结合时代背景和历史高点进行的时代性重构和战略性创新，从而使得历史元素与现代元素交相辉映，体现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3]250。
（三）世界语境：世界范围的和平发展潮流以及许多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国富民强梦”
二战结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和世界的“常态”。尽管全球范围内局部战争和冲突此起彼伏，但世界大战并没有再次“光顾”地球，国际形势相对平稳，求和平、促发展、谋共赢成为世界潮流，世界各国人民都展开了对国富民强的幸福梦想的追求。对于这样一股世界性、普遍性、整体性的趋势和潮流，任何国家和民族都要明白“世界潮流浩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道理，都需要在顺应潮流、乘势而上与逆流而行、背离时势之间进行科学抉择，否则，就必然会在一轮又一轮的全球角力中败下阵来，进而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在敢于弄潮、迎接挑战的过程中，“美国梦”作为美国道路的标志以及美国实现全球文化霸权的价值标杆，曾经“一极独大”，影响甚大。而与此同时，其它国家也不甘示弱，纷纷提出其国富民强的美好梦想，比如“苏联梦”“德国梦”“日本梦”“欧盟梦”“韩国梦”“新加坡梦”等[4]。面对这种世界潮流，中国梦可谓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一方面，她具有适应世界潮流的“梦想一般”，因而“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谓“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想”；另一方面，中国梦确实是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国特殊”，她并非是对他国梦想的机械移植和复制，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摒弃了西方政治学的基本价值悬设——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及“国强必霸的霸权梦”，激情奏响了广大后发国家应该憧憬向往的互惠共赢、共同发展、共享幸福的戛戛独造的崭新时代性世界性梦想。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5]348显然，时代主题、世界潮流、各国梦想，共同构成了中国梦的世界语境，这种语境直接构成了中国梦创新的内在元素和前提。
二、中国梦意识形态创新的内涵阐发
纵观历史，大凡那些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意识形态，必然不断与时俱进、丰富完善，这一过程并非“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式的“毁灭式创新”，而是“固本培元”“强本固基”的“包容式重构”。这就意味着，意识形态创新的关键在于妥善处理意识形态的内核与外围、内容与形式、话语和实质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梦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大创新，其根据在于：一是这种创新是“合法的”——因为她本身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具有同质性；二是这种创新是“合理的”——因为它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科学真理，值得被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去追求；三是这种创新是“合情的”——因为她明确提出以实现民生幸福、维护社会广大人民的利益为终极目标，因而能够激起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从总体上看，中国梦实现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四个维度上的时代创新。第一个创新是就中国梦的总体创新而言的，后面的三点创新是这一创新在不同维度的展开和具体化。
（一）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之感性话语和理性内核结合的创新，生动形式与深刻思想的有机统一有利于掌控意识形态的当代话语权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意识形态是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意志和统治思想，以理性内容为其内核和本真特质。但是，意识形态并非总是以理性形式、学术话语示人。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从现实载体或实践形式来看，意识形态需要依托民众心理、感性诉求等非理性的形式，否则，它就难以发挥其深入实践的效果。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曾在不同场合下分别从社会心理与意识形式、统治思想与“精神制度”、科学逻辑与“通俗逻辑”、理论意识与实践意识等辩证统一的角度来论述意识形态，表明了意识形态与大众生活的内在关联[6]。“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左传·襄公二十年》）。没有理性内核的意识形态是肤浅无根的，没有感性载体的意识形态则是苍白乏力的，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化社会化，主张艺术地进行“灌输”的原因所在。再者，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也无法固步自封，在“封闭的话语”中“自娱自乐”“自说自话”。
所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创新既需要理性内核的拓展深化，更需要亲和可人的感性话语和文化形式的丰富发展，以此来最大程度地发挥实践效能。就中国梦而言，以“梦想”来表述民族的未来和国家的愿景，具有广大人民群众“人见人爱”、喜闻乐见的鲜明感性之光。从话语形式上，她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从理论—学术—理性话语向日常—生活—感性话语的转型，“打通了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中国话语与外国话语之间的隐性阻隔”[7]。梦想能够给人以巨大的想象力空间或者无限之可能，这种感性之光容易激发起人民内心的强烈共鸣，博得群众的情感回应，从而敷设了理性意识形态大众化的桥梁，提升了意识形态的领导力影响力辐射力。诚然，从本质上说，中国梦内涵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目标实质，是超越感性直观的理性具体，但不能由此否定意识形态话语形式创新的重大价值和现实指向意义。进一步说，这种感性形式的话语，带有普适性、中性化色彩的话语形式，容易调动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能够使他们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创新是来自民间、想群众之所想、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因而能够激发人民群众无尽的创造力和正能量。事实也说明，在和平发展年代，在建设成为国家和民族的主要任务的历史阶段，如何寻找乃至激发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执政党必须时刻给予重大关切的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表征着我国意识形态创新的“动力”线索，都在不断回答时代提出的如何激发社会前进动力和创造力的重大课题，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推进到当今的历史高度。试想，如果没有当代意识形态理性内容的感性表达之创新，怎么可能有整个社会活力的极大释放以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富裕的历史性提升？中国梦将浪漫主义的话语形式与现实主义的理性内核有机结合，有利于牢牢掌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二）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利益整合功能的创新，从而保持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张力，有利于服务中心工作、夯实意识形态建设的利益基础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在社会利益整合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条件下，我国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具体利益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由此，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提升意识形态功能，必须把利益整合、敷设和夯实意识形态建设牢固的利益基础作为“重中之重”。中国梦作为执政党进行社会整合的重要方式，对社会群体发挥着利益确认、利益引导及利益调控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呈现一些新特点：尽管国家经济总量大幅度翻番，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在持续，出现多种经济成分及其组织形态、多元的生活方式、多样化利益诉求，由此，利益整合成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紧迫而突出的时代课题。当前，在科学把握社会利益结构新特点的基础上，应从整合差异性观念、调节收入差距、疏导社会心理以及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利益整合功能。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差异性社会”，即人民在长远、全局和整体利益上趋于一致，而在局部与眼前利益方面却存在较大差异，各种利益诉求并存。从理论上来看，虽然每个人的梦都是“中国梦”的一部分，但是“中国梦”并不完全等同于每个人梦想的简单相加。中国梦能够借助国家、民族、个人利益的有机整合，来唤起差异性社会中的发展共识和最大的价值公约数。
中国梦在利益整合功能的创新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进一步夯实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基础，明确这一利益的夯实和巩固是实现个人利益的前提，所谓“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能好”；二是强调人民利益的实现是民族复兴的最终目的，后者不以损害前者为代价，而是为了保护和实现人民的利益，促进人民幸福的实现。即是说，“一定要使人民得到实惠，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从切身经验中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值得爱”[8]685。由此观之，实现中国梦对中国人来说就不再是悠游太空的玄思妙想，而是可触可摸的美好蓝图。中国梦的利益整合功能，闪耀着历史辩证法的光芒，也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内核，有助于保持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张力，有利于服务国家中心工作、夯实意识形态建设的群众基础。
（三）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整合功能的创新，体现了个人梦想与民族国家梦想的统一，有利于坚定全民族凝心聚力、共同奋斗的理想信念
意识形态根源于并服务于经济基础，但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广泛的，不仅仅具有政治合法性和狭隘的利益维护等政治功能，还具有其他广泛的社会功能。因此，亨廷顿认为：“如果政府制度只代表利益集团的利益，只代表社会组织的利益，那么政府行为就只有局部的合法性，而不可能有普遍的合法性。”[9]26葛兰西将意识形态的社会凝聚和利益整合功能名之为“社会水泥”，意即意识形态能够维护人们共同的信仰、价值和认知，整合社会集团以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意识形态对分散而相近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意识形式进行转化、聚合，对异质而对立的社会群体或社会意识形式进行批判、分化、瓦解，从而达到谋求价值共识、实现社会整合的目的。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斯金所认为的那样：“当理念变得更加实用、更为现实，意识形态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凝合剂，能够把各种运动、党派、革命团体都聚合起来。为了更好地奋斗，承受牺牲，人们需要意识形态的激励，他们需要某些东西成为信仰的对象。”[10]105
意识形态通过理想信念的重塑实现社会整合的目的，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中国梦这一具有战略性综合性全局性的理论，以恢弘的气势庄严昭告世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深深植根于泱泱华夏炎黄子孙伟大实践的国家意志、民族意志和人民意志三者有机统一的整体意志，因而具有巨大的理论包容度，必将产生影响深远。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国逐步实现国富民强，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的互动共赢已经逐渐由抽象可能性表现为具体现实性。 然而，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容易使主流认同度、共同体认同度走低，这就是说，“在分化出来的模式可能并且常常事实上造成了社会冲突的基础的地方，整合使一个社会卷入寻求一种新的和更一般的统一性的基础。这些统一性的头绪自然是存在于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的最高的控制论层序之中——尤其是存在于价值和规范之中”[11]135。中国梦的提出，恰恰进一步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力量、共同观念、共同理想和信念、共同价值诉求，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包容和整合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从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中看到个人梦想的可靠根据，都能从实现整体梦想中真切地兑现自身的幸福生活，从而有利于把梦想主体更好地整合成“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焕发出为实现共同理想而戮力同心、共同奋斗的磅礴力量，从而充分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整合功能的创新。
（四）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整合功能创新，体现了世界潮流、时代气息和中国风格的有机统一，有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重塑当代中国形象
当代文化的发展具有多元多样多变的态势，把一元指导与多元共生对立起来的对抗性思维方式，以及文化复古（保守）主义或者文化虚无主义，都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功能或者文化整合功能的发挥。唯有“开放思维”与“底线思维”结合的创新之路，才能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功能。这里，主要从话语创新维度来谈谈意识形态文化功能发挥的问题。的确，语言、话语如同流水，处于不断地变化和生成过程中。然而，意识形态的话语创新需要坚持“不变中的变”与“变中的不变”的有机统一，以此来发挥意识形态对于提升国家软实力和重塑当代中国形象的文化功能。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有其理论前提：一是话语和精神实质之间存在差别；二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可以分为核心话语和外围话语；三是可以普适性、大众性、中性的话语来表述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将意识形态话语分为核心话语和外围话语两个层面，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所以其核心话语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概念和范畴，这些话语的基本内涵尽管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价值灵魂”和“基础支撑”来说，他们是不可轻言否弃的。而外围话语从其来源来说，则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和主流意识形态传统中的既成之物，它们是从民间、传统文化、国外话语中遴选和提升出来的。这种外围话语对于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发挥以及其影响力和感召力都是尤为重要的，尽管其地位不应该高于内核话语。
不难看出，中国梦体现了对意识形态“中性化”国际潮流的顺应和创新。这种“交集”或“共识”，并不意味着在共同价值观和理想信念领域东西方的“趋同质化”，而是说，这种西方的意识形态的表层或操作性意识形态与我们共享某些认识、价值乃至制度、原则和规范，甚至某些话语方式，我们应该批判地汲取其中的合理价值元素，以此来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和包容度，既满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顶层设计需要，又满足人们的精神信仰和价值需求，从而为扩大共识、凝心聚力找到一条良好的切入点 [12]。对于西方世界而言，具有中国气派和风格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战略目标和共同理想信念的精辟概括和形象表达，中国梦不是简单地“照着讲”，而是承接“梦想”的这一普适性话语形式，采取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结合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来讲述中国人自己的故事，来讲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梦，重塑发展中国家的“世界性梦想”，谋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内外的话语权。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534可见，中国梦体现了世界潮流、时代气息和中国风格的有机统一，有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重塑当代中国形象。
三、中国梦意识形态创新的哲学基础与启示解析
不难看出，中国梦上述的意识形态创新反映了她的全面战略功能。尽管中国梦意识形态重构的确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但对于中国梦这一重大的意识形态创新理论，国内外不乏误解。有的是囿于解释者的立场，有意无意识地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梦，有的是故意“抹黑”、“曲解”中国梦，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妖魔化”、“西化”和“分化”中国的企图。因此，批判分析有关中国梦的有关误读，使之奠立在牢固的理论基地上，为中国梦的践行和实现夯实理论基础，更好地发挥中国梦的意识形态战略功能。在我看来，关于中国梦的意识形态创新，我们需要从历史观、方法论、价值观三大层面把握其深刻的哲学底蕴和逻辑支撑。诚然，这三者之间又是辩证统一、互相关涉的。
（一）历史观：唯物史观
中国梦是以梦想的“形式”和“外壳”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容”和“质料”。对中国梦理论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误读，脱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来解读和阐发中国梦，要么把中国理解为区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的民族复兴的“另起炉灶”，要么否定中国历史文化乃至近代170年以来的探索（包括改革开放的探索），从而将中国梦置于“无根”或“悬空”的状态，这就为以西方模式和道路来解读中国梦预留了巨大的空间与可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开辟了中华民族的新天地，也决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是尊重近代中国历史的客观事实，体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史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任何抹煞中国梦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或历史观的企图，如果不是愚昧无知的天真幼稚，就是别有用心、图谋不轨的包藏祸心。从方法论上看，历史虚无主义违背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论，“有所虚无、有所夸大”，“玩弄实例”。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 [13]364事实上，历史虚无主义有其明确的政治诉求和价值指向，即企图颠覆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党立国之本，摧毁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从而根本改变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性质和方向，把中国引导到“改旗易帜”、复辟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因此，全面准确把握中国梦的意识形态创新理论，绝不能离开对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的深刻领会。
（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
实际上，中国梦的意识形态创新所体现的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方法论，涉及到方方面面，比如系统分析法、联系分析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与此观点相反，一些对中国梦意识形态创新的误读则认为中国梦“东施效颦、模仿美国梦”，是“国家富强、国强必霸的霸权梦”，是“国家民族梦，脱离个人幸福梦”。另一个典型的观点认为，中国梦就是个人梦，就是个人幸福、自我实现的梦。其实，这些误读从一种隐含的对抗逻辑出发，将国家民族梦与个人梦人为分裂开来，这就不能凸显当代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特质、难度及其基本前提，从而走向形而上学的主观性思维误区。客观来看，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前提大大低于同时期的世界历史水平，当代中国尽管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基本国情决定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于人民幸福的前提性意义，舍弃这一最大实际来“自我奋斗”“自我实现”，是不可能实现整体的共同富裕的。这种误读只能耗散或离散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实际上，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2]26。可见，中国梦内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把个人和集体，把国家、民族和个人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又有重点、有前提，这就体现了两点中的“重点”以及重点中的“两点”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中国梦拒斥个人主义的原子主义的方法论，拒斥仅仅关注整体、将个人价值化约为整体价值一部分的“整体主义”方法论，而彰显以集体利益为先并充分发挥个人积极性的当代“集体主义”方法论。
（三）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梦是当代中国复兴梦，具有实践性、理论性、时代性、民族性、开放性，同时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如果卸掉中国梦的价值柱石，抽空中国梦的价值基础和理念基础，就有可能如“一枕黄粱”一样导致梦想落空。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他还说：“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14]111事实上，对于伟大梦想的确立和实现而言，没有理想信念不行，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也不行。爱因斯坦曾经在《我的信仰》一文中写道：“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15]43事实上，任何国家民族梦乃至个人梦的实现，都不可能只是发财致富、物质优先的“跛足前行”，而必须有一定的价值观的引领。可以说，以集体主义为内核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立党立国之价值依托，同时也是中国梦顺利实现的价值航向。
反之，个人主义的主宰，只能导致人的功利化和自我封闭，导致神圣感以至社会道德的沦丧。正如海尔布隆纳正确地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在设法通过培养普遍的社会意识来克服资产阶级生活的异化和分裂时，也必须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它的文化。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精神气质很可能是“神圣的’而不是‘渎神的’，是道义上负责的而不是不讲道德的，是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而不是只讲求实际功利的。功利主义的打算将让位于对个人责任的考虑。社会主义社会必将与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资产阶级社会只讲求个人名利，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以心怀集体为荣。”[16]165由此可见，放任个人主义的泛滥，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的实现只能是“不可能之可能”。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关乎国家民族梦和个人幸福梦实现的终极价值目标，也关乎梦想实现中具体问题的解决，还能够给追梦圆梦的主体注入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成为个人成长和奋斗的精神支柱。职是之故，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应贯穿于中国梦实现的全过程与各领域。
（四）几点启示
实际上，阐发和洞明中国梦意识形态创新的哲学基础非常重要，显然，如果脱离科学的哲学指引，意识形态的重构势必会出现偏误，甚至会陷入西方意识形态的逻辑陷阱而不能自拔。这一点我们必须始终头脑清醒。毫无疑问，中国梦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伟大飞跃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为她承继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重构的一贯理路，坚持了科学的世界观及方法论。这种创新给予了我们四个方面的重要启示。
其一，必须始终牢牢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底线，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意识形态的同时进行操作性意识形态的创新，强化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无论是上文所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方法论和价值观（以集体主义为内核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内核、基本精神等，尽管其基本内涵会伴随实践的发展而有所丰富和发展，但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进行操作性意识形态的创新则极有可能落入西方意识形态的陷阱。
其二，必须坚持批判与建构的统一，将我国意识形态的建设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沃土，不断总结实践经验，顺应历史潮流并批判地借鉴他国智慧，生成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意识形态理论，更好地引领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否则，批判有余而建构不足，一孔之明而视野狭窄，就不可能创造出蕴含时代气息、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新型意识形态。
其三，必须将意识形态的感性话语（形式）与理性内核（内容）有机结合，以具有时代感现实感生活感的话语形式“重说”“接着说”意识形态的内容、价值乃至理想信念，从而做到发展与坚持的辩证统一。否则，无论是话语形式的落伍还是意识形态内核的丢弃，对于牢牢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来说都是失策之举。质言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创新，必须始终牢牢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唯此，才能真正战略性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功能，推进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梦想成真”。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3]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任平.“什么是中国梦、怎样实现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出场的根本旨趣[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胡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多视角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 2010（4）.
[7]黄怀相. 中国梦的理论创新意义[J].求是，2013(11).
[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9] [美]塞缪尔·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10] [美]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M].林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11]安东尼·M.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M].杭州：浙江人民出社，1989.
[12]张志丹. 论当代中国基本意识形态与操作性意识形态之间的合理张力[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5）.
[13]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美]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许良英，赵忠立，张宣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6][美]R.L.海尔布隆纳. 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1982.
（作者：张志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