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一些人盲目信奉西方民主制度，将西方民主视为普世价值，用西方民主否定社会主义民主，西方民主被抽象为超越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民族国家的至上价值和治理形式，形而上学的民主观甚嚣尘上。事实上，西方民主理论及其实践有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对西方民主理论及其实践进行了反思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西方民主的制度性缺陷与现实困境。这些研究对于我们全面认识西方民主，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民主的内涵是多义的、变动的
有学者指出，“人类断断续续地讨论民主大约有2500年了，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提供一整套民主理念，一套让每个人或者几乎所有人都赞同的理论，然而不管好的还是坏的，都没有实现过。”（[美]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无论如何，都不能把民主视为一种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和明确的实践意义的政治价值观。企图把它说成是二者之一（更不用说二者皆备了），肯定不是内心混乱就是政治上故弄玄虚。”（约翰·邓恩：《民主作为幻想、理想与现实》，见伊诺泽姆采夫主编《民主与现代化：有关21世纪挑战的争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有学者指出，“实际上在民主的漫长历史中它有着非常不同的意思和内涵，即使今天在不同社会和经济体制下对它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同时，“‘民主’也是这样一个词语，无论它的准确意义是什么，对很多可贵的政治原则和理想来说，它总是显得很重要，而且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它也绝不可能获得惟一一致的意义。这对那些有条不紊的思考者来说会有所不便，但即便如此也无需遗憾。在政治上民主是最为持久的理念之一，而且在20世纪，它成为了最核心的一个。失去这种核心位置是不可能的，但这也不太可能会使民主的涵义成为静止的和固定不变的。”（同上书，第8页）“那些试图以目前的现实为依据来对民主下定义的人——把民主定义为一些社会所拥有而其他社会没有的一种政治体系或者政治文明——会发现他们自己落后于历史了。民主很可能会继续保持其不仅是作为一个具有争议性概念，而且是一个批判性概念：即一种标准或者理想，现实通过其得到验证并发现自身缺陷。民主的概念总是会得到进一步的延伸和发展。这并不是说一个完美的民主最终是能够达到的，完美的自由或完美的公正可能会更容易实现些。不如这样说，思想或理想始终是对自满的一种潜在的纠正，而不是一种推力。”因此，“认为民主的定义总会被确定下来，或者更加傲慢的认为民主已经或者将在21世纪的某时刻上被精确地确立下来，这种观点不仅对于未来的种种可能性缺乏洞察力，而且对我们以往的知识也是视而不见。因此，对民主是什么的任何研究，揭示它的本质或意义的任何尝试，都要必须是基于历史的研究，至少是部分上的。对民主这一理念要作出当代解释就需要参考其在历史上的运用，惟此，才能避免不加怀疑地或探究地把民主现时理解当做永恒的准确概念。”（同上书，第9页）
二、不能把民主制度只说成是搞“自由选举”
有没有“自由选举”是西方民主理论界定所谓“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首要标准。对于如何认识西方“自由选举”的实质和作用，法国学者阿兰·图海纳认为，“不能把民主制度只说成是搞‘自由选举’。对民主制度的衡量，全看它有没有充分的能力提出社会需求，并使社会的需求变得合乎情理。……如果把民主政治界说为对社会的需求做出制度上的反应的能力，那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目前是生活在前面所说的民主制度倒退的时期。”（[法]阿兰·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30页）
英国学者戴维·米勒指出，事实上，选民的权利极其有限，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们没有决定权，“在实践中，我们知道，被称为民主的那些政治体制只为公民在政府中提供了非常有限的角色空间。他们被赋予在定期选举中投票的权利，偶尔有重大宪法问题需要决断时会以全民公决的方式征询他们的意见，也允许他们结成团体就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游说议员，但这些就是公民权威的极限了。决定民主社会之未来的真正权力显然是掌握在少数人——政府部长、公职人员以及（某种程度上）国会议员或其他立法机构成员——的手中，我们自然会问为什么是这样。如果民主是政治决策的最好方式，为什么不把它变成现实，让人民自己对重大问题直接作出决定？”（[英]戴维·米勒：《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同时，有学者指出，“在西方我们从冷战继承了一种懒惰的假设，即如果一国政府不是共产主义性质或者不是受一个可辨认的独裁者统治，那么它必定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本书的一个目的，是一直主张一种比这些偶然的假设更严格和更高要求的民主概念。临时的或多或少自由的选举，自身是不足以通过民主性‘测试’的。”（[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三、西方议会制度的虚假性
西方议会制度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要素，有西方学者揭示了这一制度的虚假性质。美国学者霍尔姆斯认为，“代议制政府是在理想而不是现实层面上获得其存在理由的：它不是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场所，而是自由思考的议员们理性商讨的论坛，以达致对他们的集体要求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激烈的议会辩论能促进民众智识的培养并最终产生对政策问题开明的共识。依斯密特的看法，不幸的是，这个美好的信念已变得完全过时了。……所有重要的决定都不是在议会，而是由强大的集团关门做出来的。由于不能通过理性的辩论来整合国家，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只不过成了互不妥协的社会多元主义的展示厅。”（[美]斯蒂芬·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不少学者认为，西方议会还直接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当集团利益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议会往往会倒向利益集团一边。在这种情况下，议会就不再是民主的化身，而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
四、投票率下降是西方民主制度造成的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选举投票率一直不高，有的国家呈不断下降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英国学者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指出，“选举参与率下降在美国最显著，但在不列颠也值得注意。在不列颠，自从1928年引进成年普选权以来，2001 年大选中投票率首次低于60%。政治家倾向于把这现象归因于‘投票者冷漠’，为此他们自然难过。但这不妨可以说反映了这样一种广泛的信念，即‘投票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以及政府的变化是不重要的，因为真实权力存在于政府控制之外。确实这个观念是正确的，不投票不是想像那样是明显的非理性，好像它是懒惰和不负责任的产物。因而，这将要花费更多的劝告来扭转这种趋势。”（[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144页）“投票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对西方民主理论来说是一个讽刺，因为投票只是一个形式而已。“诉求大众的支持或同意可能是无根据的甚至是内在不诚实的。但‘伪善是罪恶付给美德的礼物’，在21世纪民主代表了政治美德。对原则只予以口头承诺而并不想认真践履的那些人始终是冒着被更具有真诚尊崇感的人挫败的危险。因此民主或者大众权力的理念，不论在多大程度上和多么容易被滥用和敲诈，仍保持着巨大的潜力。”（同上书，第15页）“自从成人选举权普及以来，除了联合政府时期，没有一个英国政府以纯粹多数票当选过。在像不列颠这样的选举体制下，或者在两个以上的党派分享选票的情况下，一个政府往往是由最大少数派选上台的，政府也只是代表了最大少数派。政府支持率可能不会超过40%，这使得参与选举的剩余60%的投票者和那些并没有投票的人受到了非他们所选择的政府的统治。这样看来，我们已经远离了民治政府的原初观念。”（同上书，第5页）
有西方学者指出，“卢梭认为，把政治权威完全托付给选出来的代表是一种后果堪忧的现代做法：‘英国人幻想他们是自由的，这是在欺骗自己；事实上，他们只有在选举议会成员期间是自由的：一旦新的议会当选，他们就重新戴上锁链、什么都不是了。所以从他们对自己那片刻自由的使用来看，他们活该失去自由。’就算我们认为卢梭夸大其词，也应该对此感到忧虑：当代民主政体下的大多数公民如此冷漠，甚至对自己选出的领导人的所作所为都不能保持有效的关注。”（[英]戴维·米勒：《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46—47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形象地指出了西方“投票民主”的局限性，“依靠普选权来治理国家就像绕道合恩角时迷失了航路的海船水手一样：他们不研究风向、气候和使用六分仪，却用投票来选择道路，并宣布多数人的决定是不会错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7卷，第305页）
五、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中的“多数决定少数”原则具有反民主性质
“多数决定少数”原则是西方“自由选举”的核心规则，它貌似民主，却内涵了反民主的内容。因为，这一原则客观上牺牲了少数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平等权利往往受到剥夺。
英国学者安东尼·阿伯拉斯特认为，“设若一个社会被划分为在其中有一个或多个的永久性的少数派，而他们知道在处理问题时大多数时候是决不会以他们希望的方式来进行的，那么上面提到的原则就不够了。永久性的少数派的渴望、要求甚至是原则都在集体决策制定的过程中被有系统地忽略或抹杀了，而他们的存在轻易使得多数主义者的民主成为不公平的和不能实行的。严格的数学上的每个人同其他人的投票的平等掩盖了的事实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少许人的投票全无分量和影响。这些被排斥的或是无力的少数派曾经倾向于成为宗教性的。而今天他们更可能成为民族主义的和种族主义的。在北爱尔兰少数派既是宗教性的又是民族主义的。”（[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很显然，西方民主制度自身无法解决“多数”与“少数”的矛盾。
六、东欧“民主的胜利”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结果
苏东剧变被称为西方民主的胜利，20多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这一“胜利”。
保加利亚学者伊万·克拉斯特夫指出，“民主的胜利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结果。柏林墙倒塌20年后，对现实存在的民主政体的不满日益增长，并且人们越来越感到民主大厦的内部存在问题。……在1989年之后的几年内，很少有人注意到，那一年的划时代事件影响了理解民主的方式，民主国家自身的公民开始使用这种受到影响的理解方式来理解民主，也很少有人注意到争论更强化了这种影响。坚信民主必胜的话语腐蚀了现代民主政体的理性基础。民主再不仅仅是最不坏的治理形式——最坏中的最好，如果你乐意的话。相反，人们开始视其为最好的治理形式。人们开始寄希望于民主政体，不仅是为了使他们避免某种更坏的东西，还要用一个大而奢侈的套餐来提供和平、繁荣以及诚实和有效等所有的东西。1989年的历史断点使得许多人认为，民主是和平和经济增长的同义语。坚信民主必胜的时代的根本特征是，试图把民主描述为所有社会问题的唯一解决之道，而且在证明民主的正确性时，不是把民主的优缺点与其竞争者的优缺点进行对比，而是根据民主满足现代消费者的物质需求的能力。民主被描述为许多互不相关问题的唯一正确答案，带来经济增长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答案是成为民主国家。保卫一个国家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答案是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并且周围都是民主国家（任何地方都自由，会让世界所有地方都更安全）。抗击腐败的最好方法是什么？答案是成为民主国家。应对人口或者移民挑战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答案是更加民主和包容。花言巧语取得了对现实的胜利。民主传教士们没有认识到的是，主张腐败或者少数民族融合之类问题在民主环境能够更好地解决是一回事，固执地认为引进自由公平的选举和采用自由主义的宪法就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不到十年，用经济增长、安全或者善治来证明民主的优越性，就开始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全球经济危机和威权资本主义的出现叠加在一起，对人们长期持有的设想提出了挑战。民主最擅长促进经济增长这一主张被中国的成功所动摇。”（伊万·克拉斯特夫：《民主和不满》，见伊诺泽姆采夫主编《民主与现代化：有关21世纪挑战的争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118页）
有西方学者指出，最近的两次民主化浪潮制造了人们的预期，并使得一种关于民主的话语成为习惯，这种民主话语恰恰处于真正存在的民主政体的当前危机的核心。在柏林墙倒塌2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对1989年的历史重要性和欧洲的（尤其是中欧的）民主状况的认识分歧越来越大，对民主制度（包括选举）的信心正在持续减少。
七、认为人类的民主政治发展终结于当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是傲慢与轻率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经信心满满地宣称，“如果人类社会经过数世纪发展都朝着自由民主这个惟一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演变或聚集，如果自由民主是惟一的最佳选择，并且如果生活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对他们的生活没有表示根本的不满，我们就可以说这场对话得出了一个最后的决定性结论，历史主义哲学家会不得不接受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和终结性。”（[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在这里，福山用了多个“如果”。也就是说，“历史终结”是有条件的，到目前为止，人类政治发展实践没有证明“自由民主是惟一的最佳选择”，也没有证明“生活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对他们的生活没有表示根本的不满”，何来“历史的终结”？
有学者指出，“那种认为自己已经取得完胜的幻想是无比危险的。1991年后，弗朗西斯·福山论述‘历史的终结’的文章曾轰动一时，事实上，这完全是一种傲慢和轻率的反映。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虽然民主制度在世界其余地区推广开来，在老牌民主国家内部，民主政治的内涵和实践却遭到了削弱？我们难道不是在向他人宣扬那些我们在本国都不再践行，或实施得一塌糊涂的价值观？难道我们不是由于对我们的原则深信不疑而又对我们自身及未来疑虑重重所产生的纠结，而狂热地大打普遍主义的牌吗？事实上，我们越是缺乏自信，我们就越是要表现对自身价值观优越性的绝对信心。”（多米尼克·莫瓦希：《民主的苦涩胜利》，见伊诺泽姆采夫主编《民主与现代化：有关21世纪挑战的争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82—83页）
民主问题上的普遍主义、普世主义或“终结论”就是要清除不同于西方民主的“异类”，这种心态就是独占世界的心态。有学者指出，西方世界已经与“他者”共存了两个多世纪，在此期间，他者被视为是“低等的”，“今天，面对人口学家向我们预言的这样一个世界：在2050年之前，美国和欧洲加起来也不过代表总人口的10%多一点，西方世界应该学习如何‘与他者共同生活’，将它们视为是平等的主体。‘他者’拥有显然不同于我们的价值体系、政治基准和文化背景，我们往往会发现这些东西不见得合乎我们的品味，但是，它们的尊严必须得到我们的尊重。”（同上书，第92页）民主问题上的普遍主义、普世主义或“终结论”就是要清除不同于西方民主的“异类”，这种心态就是独占世界的心态。
八、民主原则内部有一个趋向社会主义的逻辑
在启蒙思想家那里，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民主权”“人民民主”以及人民共同利益的实现。这在实践上就是要趋向社会主义。因此，英国学者安东尼·阿伯拉斯特认为，“民主原则内部有一个趋向社会主义的逻辑。民选政府发现向大型私有公司的愿望弯腰是必需的，极大形塑公共意见的媒体能够被百万富翁们买来卖去，被他们看做只不过是一些私有财产（当然情况也确实如此），这个事实证实了一个积极和有效的民主要和垄断性资本主义共存是多么地困难。对人民负责、追求与促进共同善的民选政府和完全只对它们的股东们（尽管那样经常只是名义上如此）负责的私有和私人控制的企业巨头两者之间的权力冲突变得一天比一天尖锐，一年比一年尖锐。”（[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143页）安东尼·阿伯拉斯特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可能在他们的某些实践里存在那么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发展出关于何谓民主的一种替代性概念，这种概念将对西方的自负提出某种挑战。
对资本主义民主构成真正挑战的是资本主义自身，法国学者吉尔·德勒兹认为，“在资本主义中，只有一种东西是普遍性的，那就是市场。没有一个普遍性的国家，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普遍性的市场，诸国是普遍性市场的活动中心，是普遍性市场的交易所。而市场并不制造普遍，并不制造均衡。这是一个疯狂地制造财富和苦难的工厂。虽然人权积极地参与了自由资本主义，人权却并不能使自由资本主义的‘欢乐’降临到我们身上。没有一个民主国家不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人类苦难的制造厂之中。耻辱，就在于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手段防止耻辱。”（[法]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97页）对于这个似乎无解的矛盾困境，马克思给出了真正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超越资本主义，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唯此，真正的民主才能变成现实。
在当代中国，有些人无视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和缺陷，主张用西方民主取代社会主义民主。对这一主张的严重危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不顾国情照搬别人的制度模式，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仅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而且还会因水土不服造成严重后果，“我们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