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开播以来，话题不断，全民热议，成为现象级IP。在这部号称史上尺度最大的反腐剧中，不那么高大上，甚至是反派角色似乎成为流量担当。接棒达康书记，剧中贪腐分子汉东省公安厅长祁同伟近来成为新的话题主角，他在“凤凰男”“农二代”等鲜明标签的投射下，获得了不少的同情。
现实中，在官场一些能人腐败案件中，舆论总能用出身论找到“祁同伟”式悲剧人物的“正能量”，在情感上为他们的违法违纪行为开脱，而这可笑又可怕。
比如，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原党组书记、副厅长陈明宪是著名的桥梁专家，曾被认为是将湖南路桥公司“起死回生”的“技术性官员”，主持或参与主持建造过南京长江第二大桥、岳阳洞庭湖大桥等20余座大型桥梁，拥有30余项桥梁施工的创新技术，对我国斜拉桥以及深水基础、大直径桩等桥梁工程施工的技术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从成绩来讲，陈明宪称得上是“能人功臣”。
但是，陈明宪的贪腐几乎涉及湖南省内高速公路建设的每一个环节，成了名副其实的贪腐“能人”。让人可笑的是，陈明宪的贪腐也极有特点：一是利用其家人、下属、情妇等代理收钱，合伙分赃；二是现金、黄金、字画、石头、购物卡，但凡值钱的东西，几乎无所不收。多行不义必自毙，最终，陈明宪受到了逃脱不了法律的惩罚。
腐败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变坏的，他们往往都是从思想坍塌开始，守不住底线，逐步滑向深渊。
在《永远在路上》专题片中，十余名因严重违纪违法而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首次公开讲述他们的忏悔和反思。其中，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就说到：“在思想上，我一直认为干部队伍出点小问题是难免的，但只要干事业就大节不亏。结果在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执政实践当中，思想的变化导致了南辕北辙的结果。”
纵观贪官落马后的忏悔录，似乎有了固定的“套路”：出身平凡，扎实肯干，能力突出，提拔重用后权力变大，抵不住诱惑，在贪腐路上越陷越深，如今悔之晚矣……其中，“做出过很大成绩”还成了“必备戏码”。说到动情处甚至还声泪俱下，博取同情。拿出身与政绩功过相抵，真以为是讨价还价的菜市场？可笑。
历史不能重演，也没有如果。官员堕落的悲剧，总是可悲的相似。
为什么有人会“心疼祁厅长”呢？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互联网时代有不同的声音实属正常，但以“出身论”同情祁同伟的，就不排除是别有用心的价值扭曲、混淆视听，值得警惕。
一切都是祁同伟自己的选择，怪不了别人，更怪不了出身！当他主动染上官场一些“通病”时，那么，他的下场就可以预料得到。
官员腐败，就搬出“出身论”来背锅？
让出身为贪腐背锅，不仅达康书记很受伤，而且更是惊呆了我和我的小伙伴。说到底，官员腐败问题首先是出在其自身：居功自傲、私欲膨胀，信念缺失、心无敬畏，随波逐流、贪图享乐，漠视法规、挑战底线，不出事才怪呢。所以，“能人”们犯错误、栽跟斗，怨不得别人。
祁同伟的成长经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他的贪腐之路并不应该具有必然性。同样是穷人出身的达康书记，专注于GDP几十年，能够在强权面前守住底线。而达官贵人出身的赵瑞龙，父亲是副国级高干，他毫无底线无恶不作。“出身论”不能能当做腐败的挡箭牌，祁同伟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人民欠祁同伟一个副省长”显然是一个伪命题。以出身贫寒同情祁同伟腐败的，是以人民的名义反腐最大的侮辱。
物先必腐而后虫生。内因是事物发展的依据，起决定作用，官员为自己贪腐找借口显然违背了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其实，很多官员在违纪违法时，心理上都会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各种客观理由，但如果真正回头审视自己，他们最终都无法回避一个事实：没有任何客观理由可以成为贪腐的借口。只是当局者迷，这样简单的道理，他们还是要到牢笼里才能醒悟。
“当时没想那么多”、“违纪也是身不由己”、“买包是工作需要”、“公款旅游是工作惯例”、“小吃小喝不算过，小拿小要没什么”、“担心自己的晚年生活”……违纪违规的官员找的借口千奇百怪。归根结底，腐败官员找借口是将自身错误归咎于外因，推脱责任，遮盖错误。
当官员落马时，我们除了一声叹息之外，还要反思罪恶的根源所在。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要让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用制度的刚性遏制住人性恶的一面，真正让权为民所用，而不是为个人谋私利的工具。而在选人用人上，则要摆正“德”与“能”的关系，坚持把“德”放在首位，做到再能干的人“德”不行坚决不用。
官员贪腐，特别是有故事的官员落马被查了，为何总能屡试不爽获得舆论的同情呢？
“铁老大”刘志军因受贿、滥用职权被判死缓，受到了法律应有发惩罚，有人却表达了同情，“刘志军在铁道部部长任上对中国高铁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力排众议，以极大的魄力推动建起了中国四横四纵高铁网络……”
“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因为放松了思想上的警惕，走到了这条道路……”刘志军的忏悔同样扯到了出身，赚取了一些不明真相群众的同情。
对这样的现象，有专家分析，同情心是人的天性。从心理学上说，同情的过程本身可以给人带来一种满足，无论同情的对象是强者还是弱者。人的天性是善良的，见到乞讨的人给予施舍，看到困难的人给予帮助，这种对弱者的怜爱之心，是人类一种很自然的情感。
在《人民的名义》中，祁同伟被玩弄于权掌之中成为权贵的棋子，被商人围猎成为财色的牺牲品，尽管身为公安厅厅长，事实上在观众的眼里，他是弱者。
此外，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充满竞争，每个人都会觉得“鸭梨”大，很难有成就感和满足感。在关心弱者的时候，人可以从侧面证明自己比别人强，体现自己的实力和能力，自己心里也会油然而生一种优越感。相反，如果一个人在比自己强的人面前，就难有这种满足感。
显然，在完美无缺的强人+帅哥侯亮平面前，普罗大众除了看到惩奸除恶快感之外，很难找到成就感。而出身卑微的祁同伟则不同，故事就十分丰富了，从勤奋好学的“凤凰男”到缉毒立功的拼命三郎，再到搞权色交易财色双收，公众可以有极强的代入感，满足自己在现实到不到的“特权”“福利”，感觉自己可以比祁同伟更优秀，可以避开祁同伟遇到的那些坎，可以守住底线成就一番大事业……
同情祁同伟腐败的，其实是为自己不努力找台阶下：我出身不好，流血流汗又流泪，还是混得差，不如人家攀个高枝来得快，这么拼干啥。于是，一遇到困难挫折找借口，工作明天再做，游戏多玩玩一把，电视剧多看一集……能力停滞不前，工资不涨、职位没升就开始抱怨体制有问题。
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在一个急速转型又面临阶层流动性障碍的社会，出身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像祁同伟这样的伪凤凰男形象，的确很容易让人产生代入感。然而，出身并不是贪腐与否是非判断的标准，也不是每个人价值选择的必要因素。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说，一个能让阶层合理流动的社会，不仅要靠个人的拼搏奋斗，还要通过制度的整体进步来实现“逆袭”，靠泛滥的同情，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本末倒置，遮蔽真正的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厘清这个逻辑，下一个倒下的“祁同伟”，还会成为舆论“消费”的对象。
